从“地下车库”到“法庭”的比特币纠葛
时间拨回至2018年,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金融脉搏中，悄然涌动着数字货币的暗流，彼时，比特币价格经历2017年“疯牛”后虽有所回落，但市场热度不减，交易、借贷、担保等灰色业务在民间悄然滋生。
“BTC上海第一案”的主角，是一位从事IT行业的投资者李某（化名）与一位做外贸生意的王某（化名），据公开信息显示，2018年3月，李某因资金周转困难，通过朋友介绍与王某相识，双方约定：李某向王某出借100万元人民币，期限为3个月，利息为月息2%（即年化24%，已超过当时法律保护的民间借贷利率上限），作为担保，李某向王某移交了其名下10个比特币（BTC）的私钥，约定若到期未还款，比特币归王某所有，王某需返还比特币或按当时市场价折价返还现金。
借款到期后,李某未能按时还款，双方协商未果，李某遂将王某诉至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，要求王某返还10个比特币或按起诉时比特币市场价（约30万元/个，总计300万元）赔偿损失，这起看似普通的民间借贷纠纷，因“比特币”这一特殊标的物，成为上海法院系统审理的首例比特币相关案件，也被市场称为“BTC上海第一案”。
争议焦点：比特币是“货币”还是“商品”
案件的核心争议,直击比特币的法律属性——它究竟是什么？
原告李某认为：比特币虽非法定货币，但具有财产属性，其通过私钥实际控制比特币，享有所有权，双方约定以比特币作为担保，实为“以物抵债”的担保方式，王某应履行返还义务。
被告王某辩称：比特币不具有合法性，我国禁止比特币交易，双方约定的担保条款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，比特币价格波动极大，李某移交私钥的行为系“风险自担”，不应通过法律途径变相支持比特币的“金融化”。
更复杂的是,比特币的“占有”与“转移”存在特殊性：不同于实物货币，比特币基于区块链技术，私钥即控制权，李某移交私钥后，是否构成“交付”？若比特币价格在诉讼期间波动（本案中，比特币价格从借款时的约6万元/个跌至起诉时的3万元/个），损失由谁承担？这些问题都给审理带来了挑战。
法院判决：法律框架下的“谨慎肯定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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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特币是“虚拟财产”，受法律保护：法院认为，比特币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货币属性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货币，但作为一种虚拟商品和特定的虚拟财产，其应受到法律保护，这一认定明确了比特币在我国的法律地位——非货币，但属财产，具备财产属性，受《民法典》等法律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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担保条款有效，但利息需调整：法院指出，双方约定的比特币担保条款系真实意思表示，不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，应为有效，但借款利息超过法律保护上限（当时为年化24%，后调整为LPR的4倍），超出部分不予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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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特币返还或折价赔偿：鉴于比特币的特殊性，法院判决：若王某能返还10个比特币，则李某需协助王某完成比特币的转移；若王某无法返还，则需按比特币起诉时的市场价（300万元）赔偿李某损失。
判决同时强调,当事人应遵守我国关于比特币交易的相关规定（如2013年五部委发布的《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》），不得从事比特币投机交易或非法融资活动。
案件影响：数字货币司法实践的“破冰”与“警示”
“BTC上海第一案”虽标的额不大，却成为我国数字货币司法领域的一个标志性事件，其影响深远：
明确比特币的“财产属性”，为纠纷解决提供依据：此前，比特币的法律地位模糊，类似案件多因“标的物不合法”被驳回或调解，本案首次在司法层面明确比特币作为“虚拟财产”的可保护性，为后续比特币借贷、担保、盗窃等纠纷提供了裁判参考。
划清法律与市场的边界，强调“风险自担”：判决既保护了当事人的财产权利，也重申了比特币交易的合规风险，法院明确，比特币价格波动巨大，投资者应理性参与，不得通过法律途径将风险转嫁给他人，这为数字货币市场的“非理性炒作”敲响了警钟。
推动“监管科技”与司法实践的协同：比特币的去中心化、匿名性等特点，给证据保全、财产执行等环节带来挑战，本案审理过程中，法院需借助专业机构评估比特币价值、确认私钥权属，这为后续数字货币案件的审理积累了经验，也促使司法系统加快适应“数字时代”的新型证据规则。
余音：数字货币时代的“司法答卷”
距离“BTC上海第一案”已过去数年，数字货币市场经历了更剧烈的波动与更规范的演变，从比特币ETF获批到各国央行数字货币（CBDC）的试点，从“币圈”乱象整治到Web3.0概念的兴起，数字货币正逐步从“边缘”走向“主流”。
“BTC上海第一案”的意义，不仅在于解决了一场具体的纠纷，更在于它为数字财产的司法保护提供了“上海样本”——既不因“新”而拒之门外，也不因“热”而放任自流，而是在法律框架内，以审慎、包容的态度回应技术变革带来的挑战。
正如法官在判决书中所言：“技术是中立的，法律亦应保持开放，唯有在创新与规制之间找到平衡，才能让数字经济的浪潮行稳致远。”这或许正是“BTC上海第一案”留给我们最珍贵的启示。